【郭晓莉•读书会分享】从心出发 筑牢作风根基

留置看护支队 郭晓莉

以《道德经》的核心哲学为根基，置于中国历史长河的宏观视野下，探讨中国廉洁思想的源流与发展。这是一种以“道”为源，观照“德”行，审视历史兴衰的独特视角。

《道德经》是春秋时期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留给世人的一部巨著，全文81章，虽只有5000多字，但思想涵盖诸多领域。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哲学，对人类思维方式都产生了极具深远的影响。

《道德经》并非直接论述“廉洁”的具体行为规范，而是从宇宙观、社会观、人生观的根本层面，为廉洁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哲学根基和深刻的行为准则。其精髓在于：“道法自然”的宇宙秩序、“见素抱朴”的本真追求、“少私寡欲”的内在修养、“知足不辱”的处世智慧、“无为而治”的治理理念，共同构成了廉洁思想的深层逻辑。中国历史上的廉洁思想与实践，其最高境界往往契合或源自此“道”的指引。

一、《道德经》为廉洁思想奠定的哲学基石

1.“道法自然”与廉洁的本质

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（第二十五章） 宇宙万物运行有其内在规律（道），最高准则是“自然”（本然、自发、和谐）。

廉洁启示：廉洁不是外在强加的规范，而是顺应天道、回归本真的要求。贪腐、奢靡、强取豪夺，本质上是违背自然规律（道）的“妄为”，破坏了社会的和谐（“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…”第三十八章）。廉洁是维持社会生态平衡、符合“天道”的自然状态。

2.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”与欲望的节制

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驰骋畋猎，令人心发狂。难得之货，令人行妨，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”（第十二章）

廉洁启示： 识廉，必先知其反，才能更深刻的了解其内涵。《道德经》对于廉洁的内涵，老子并未定义诠释，但他对腐败之恶却是抨击至极。他告诉世人，为官要经得起外界物质的诱惑，否则必然会丧失人的本性；沉迷于奢靡的生活，必然会放松自我修养。长此以往，内心世界一片荒芜。所以为人为官的原则一旦抛弃，淡忘了规矩和纪律，那么就会做出误国误民的事情来。

3. “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”与廉洁的修养

 “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；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；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。此三者以为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属：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。”（第十九章）

廉洁启示：这是廉洁思想最核心的内在修养论。老子主张摒弃浮华巧诈（“绝圣弃智”、“绝巧弃利”），回归本真质朴（“见素抱朴”），减少私心和欲望（“少私寡欲”）。过度的欲望（尤其是对权力、财富的贪欲）是腐败的根源。廉洁要求个体，尤其是掌握公权力者，保持内心的清净淡泊，克制膨胀的私欲，不为外物所役。

4.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”与廉洁的智慧

“名与身孰亲？身与货孰多？得与亡孰病？是故甚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”（第四十四章）

廉洁启示：懂得满足，就不会因贪得无厌而招致屈辱（如贪腐被查处）；懂得适可而止，就不会因过度索取而陷入危险（如权力滥用导致崩溃）。廉洁是一种生存的大智慧，是保全自身（“身”）和事业长久（“可以长久”）的根本。它超越了简单的道德约束，上升到明哲保身的理性高度。

5.“无为而治”与廉洁的治理

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”（第五十七章）

廉洁启示： 最高明的治理（尤其对统治者/管理者而言）是“无为”——不妄为、不强为、不扰民。具体到廉洁，意味着：

统治者自身“无欲”、“好静”：以身作则，清心寡欲，不追求奢靡享受，不炫耀权力财富（“不贵难得之货”第三章），自然引导社会风气淳朴。

制度简约高效：减少繁文缛节和过度干预（“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”第五十七章），避免制造寻租空间。

减少诱惑与压迫：不过度聚敛财富（“民之饥，以其上食税之多”第七十五章），不人为制造稀缺和不公，从源头上减少腐败滋生的土壤。

6.“上善若水”与廉洁的境界

“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”（第八章）

廉洁启示：最高的善行（德）如水一般。廉洁的最高境界也应如水：滋养万物（服务人民）而不争功夺利；甘居卑下（不慕虚荣、不贪高位厚禄）；具有包容、坚韧、洗涤污垢（抵制腐败）的品性。廉洁官员应如水般低调、奉献、坚韧、纯净。

二、大历史观下的源流与发展

1.先秦：思想源泉与早期实践

道家奠基，儒家互补： 《道德经》及后世道家（如庄子强调“不以物挫志”、“逍遥无为”）为廉洁思想提供了最深邃的哲学基础和理想人格（圣人、真人）的廉洁典范。而儒家强调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其“义利之辨”（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）、“克己复礼”、“清廉”（如孔子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）等思想，从社会伦理和个体修养角度丰富了廉洁的内涵，与道家的内在修养论（少私寡欲）形成互补，共同构成后世廉洁思想的主流框架。法家则侧重外在制度约束与严刑峻法惩贪（如韩非子思想，其本身也吸收了部分道家思想）。

2.汉唐：黄老之治与盛世清风

“黄老之治”：直接以道家（尤其是《道德经》）思想为指导，强调“无为而治”、“与民休息”。统治者（如文帝、景帝）躬行节俭（“文景之治”），吏治相对清明，国库充盈，民力恢复。这是道家廉洁治理思想在宏观国家治理层面的一次成功实践。

唐代盛世气象：唐代思想开放，道家思想地位崇高。唐太宗汲取隋亡教训，强调“以史为镜”、“去奢省费”、“轻徭薄赋”（有道家“无为”、“知足”的影子）。魏征等名臣以直言敢谏、清廉奉公著称。盛唐的繁荣与相对开明、节俭（前期）的政风密不可分。

3. 明清：制度强化与思想反思

制度反腐：明清君主专制空前强化，反腐制度（如《大明律》、《大清律例》对贪腐的严惩，监察体系）也日趋严密。朱元璋以严刑峻法惩贪，虽有其历史局限性，但反映了对廉洁吏治的极端重视。

道家思想的反思价值：在专制高压和制度性腐败加剧的背景下，《道德经》“无为而治”、“知足知止”、“见素抱朴”的思想，常成为有识之士反思权力异化、批判奢靡风气、寻求精神解脱的思想资源。如一些清官（海瑞）的耿介刚直，其精神内核也包含了对“道”所蕴含的朴素正义的坚守。

三、 源流不息，道启新章

源：《道德经》以其深邃的宇宙观和人生观，为中国的廉洁思想提供了最本源的哲学滋养。它从“道”的高度，揭示了廉洁（不贪、不奢、不妄为）是顺应自然、符合天道的内在要求，并提出了“少私寡欲”、“知足知止”、“无为而治”等核心原则。

流：在中国历史长河中，廉洁思想并非道家独唱，而是与儒家（重伦理修养、社会责任）、法家（重制度约束、严刑峻法）等学派不断交融、互补、演进。它体现在治国理念（如黄老之治）、吏治实践（历代清官）、士人修养（理学心性论）等各个层面，成为中华政治文明和伦理道德的重要支柱。

大历史观下的启示：廉洁的根基在“道”与“德”。真正的廉洁不仅依赖外部监督和严刑峻法（法家），更源于对宇宙人生根本法则（道）的体认和对内在德性（少私寡欲、知足知止）的修养（道家）。这是廉洁文化最深层的生命力所在。

因此，在大历史观下审视，中国廉洁思想的源流深深植根于以《道德经》为代表的道家智慧，并在与其他思想的碰撞融合中不断丰富发展。它所强调的顺应天道、修养心性、克制欲望、简约治理、知足知止等核心理念，不仅塑造了历史上诸多清明政治和清廉典范，也为当今中国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、建设廉洁政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深刻的哲学启迪。理解并汲取这份源自“道”的古老智慧，有助于我们的构建更加本真、持久、符合“自然”之道的廉洁文化。

这才是《道德经》留给我们的启示。